兩種文學，一個目的

  不管是通過官方的公開朗讀，還是通過夜間聚會時的秘密朗讀，政治信息更多的時候都是通過朗讀的方式在傳播。在過去，閱讀是一種集體的公共行為，在1789年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這也是村莊中的一種共同行為。教區神父高高站在講臺上，向聚集在下面的信徒們朗讀法令和條例。每年在村集會上選舉出來的地方政府行政官員們都要公開朗讀總督頒布的公文，他們就是在總督的直接領導下工作的。法規和信息就這樣傳遞到普通民眾。在弗朗什-孔泰的村莊里，民主是非常活躍、有生氣的。公共閱讀也發生在夜間的聚會上。在農民社會中，圖書及其他印刷品就是這樣被使用的，因為在農民社會，很大一部分仍舊保留著

口頭文化。這種傳統形式中出現的新變化就是對大革命所帶來的變局所做出的調整。

  眾多文獻都表明，在秘密的宗教禮拜上，人們會采用公共閱讀的形式。似乎大多數秘密傳播者也都有責任朗讀他們所傳播的材料，因此他們實際上也就成了口頭中間人。所謂的煽動者就是因為向人們朗讀并分發了書籍而遭逮捕的。反革命運動無論是在農村還是在城市，都要依靠集體性閱讀。1792年8月27日，在蓬塔利耶，區總議會收到情報，說是反革命報紙，尤其是《伯爾尼公報》（Gazette de Berne）在民眾中流傳。《公報》會先送到郊區的一個秘密地點，之后有人會去取，然后反革命分子們就“聚在室內……向反對憲法的人朗讀報紙內容”。在短時期內，這些印刷品替代了主持秘密宗教禮拜活動的流放神父。

  愛國者也一直在使用公共閱讀的方式，而且有時候這是一種必需。在整個弗朗什-孔泰，報紙、演說稿，甚至來往的信件都會在政治俱樂部里被大聲朗讀出來。有時，這種朗讀帶有教育目的。1792 年6月17日，在隆勒索涅，憲法之友社（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Constitution，共604名會員）決定：“在每周日和所有假日，要定期在會議大廳公開朗讀最好的報紙和書籍，朗讀者要向受教不足的公民解釋那些較難理解的內容。”省和區的革命當局都要求市鎮官員向“為此目的而聚集的公民們”朗讀他們所頒布的立法文本、法令和決議。

  愛國神父也被召集起來參加公共閱讀活動。有時候還會擊鼓召集村民們來參加活動。1790年12月16日，阿布瓦區的官員們注意到，他們那個省的所有教區都收到了一篇贊同《神職人員民事憲章》的文章，并向民眾展示了這篇文章，對此他們很滿意。“我們甚至有理由相信，這次展示很完美，離設定的目標已經相當近了。”然而，這種公共閱讀并不總是如此成功的。例如，茹涅（屬杜布省）的國家特務就很遺憾地注意到“參加在理性殿（Temple of Reason）舉行的法律發行和朗讀活動的公民非常少”。

  最后，汝拉省的護林官，布列塔尼的勒坎尼奧（J.-M. Lequinio）在《風景如畫的旅行》（Voyage pittoresque，1801年）中所記錄的見聞也是一份證明材料。他注意到上汝拉的市長在公共廣場上大聲朗讀報紙。

  他還寫道，在格朗沃的圣洛朗（Saint-Laurent en Grandvaux），居民們“在讀、寫和計算方面都很不錯，他們的一大愛好就是閱讀他們焦急等待的報紙，你會發現，他們并不缺乏這些報紙能夠提供的政治方面的知識”。

  而且，在弗朗什-孔泰這樣一個仍舊在許多方面保留了口頭傳統的社會里，很自然，歌曲也被廣泛運用于觀念的宣傳上。印制的歌單廣泛流傳。在杜布省，一名拒絕效忠之教士的兄弟，讓· 布呂雄（Jean Bruchon）因為宗教迷信擾亂治安，遭到逮捕，他到處散發的就是“惡俗的誹謗性小冊子，有些還是以歌曲的形式來寫的”（1793年）。1794—1795年在波利尼印制的《汝拉省歌曲年歷》就是一本歌曲集，既有共和主義的歌曲，也有貴族的歌曲。在貝桑松，在弗夫· 沙爾梅（Veuve Charmet）的印刷坊還發現了一首題為《哀悼路易十六》（“Lament on the death of Louis XVI”）的歌曲（1796年3月）。1795年4月，一名邊境衛兵報告說，他在翻越高山時，聽到“有三個男人在高唱一首貴族的歌曲”。不管是印制的還是口頭傳播的，歌曲都是快速傳遞意識形態的通訊員。

  革命時代，兩種對立的政治運動明顯加速了印刷材料對弗朗什-孔泰整個社會的滲透，尤其是對農村的滲透。在傳統的，主要是宗教性質的文學作品之上，疊加了一種新的、與政治事件緊密聯系的文學形式。在農村，首次出現了政府公報和報紙。然而，雖然印刷品的數量大大增加了，而且流通量也增長了，但是閱讀的方式卻沒有發生改變。在這個仍舊以農業為主的社會里，政治信息，無論是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都是通過朗讀的方式在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