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P114】訊：近日，由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影印出版的1932年初版的《開明國語課本》廣受好評，引發(fā)熱議與熱銷。該社社長趙炬特此致函《中國青年報》表示對此“忐忑不安”，并聲明“出版社從來沒有對老課本的出版做過言過其實的宣傳，更沒有進行炒作”，“我們堅持力挺現(xiàn)今語文課本的立場”，“在面對不斷的市場需求中，將會嚴格控制印數(shù)。”

　　在當今語文教材廣受質疑的背景下，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影印出版由葉圣陶主文、豐子愷插畫的民國版語文教材，并成功地獲得了市場青睞，顯然是個不錯的創(chuàng)意。出版社由此獲得良好的經(jīng)濟效益，本該關起門來舉杯慶賀才是，為什么趙炬社長卻會“忐忑不安”，并鄭重其事地致信聲明呢？估計是感受到了某種壓力。何種壓力雖未明說，但從字里行間或可揣測一二。

　　趙炬社長表示，“不同時期學生課本的產(chǎn)生，都離不開具體的歷史時間和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也擺脫不了認識的局限”，言下之意“民國教材”當然也會有其產(chǎn)生的合理性和認識上的局限性，所以“用后來的認識去批評先前的產(chǎn)物，總是會有些許道理”。然而，此前我們看到的民間輿論基本上都是持肯定意見。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為出版方實際上受到了另外一種不贊成或否定、批評意見？如果是，那么這種壓力來自何方？是“上級有關部門”，還是語文教科書編纂領域的“有關方面”意見？我想，兩種可能都是存在的。

　　正如論者所言，“民國教材”雖然編寫時顯得比較隨意、不夠科學全面，但仍能反映出自大家手筆的不同凡響：有童趣，有國學色彩，更多地浸潤了傳統(tǒng)文化，和平大氣，注重傳授做人之道，適應兒童學習心理。相形之下，今日之語文教材則在這些方面廣受詬病。有評論者認為，“內(nèi)容經(jīng)常變化，跟著形勢走”，“孩子盡說大人的話，連大人的一些壞毛病也學到了”，有人還專門挑出現(xiàn)行語文教材中編造歷史、篡改經(jīng)典等案例來加以說明。因此，民間研究團體痛批現(xiàn)有小學語文教材“有毒”，甚至發(fā)出“救救孩子”吶喊之聲。
 
　　從這個意義上講，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影印出版“民國教材”無疑起到了一種以古鑒今的積極作用。而“民國教材”被大眾熱捧，也實際上更多的不是因為老教材如何優(yōu)秀，而是折射出人們對當代語文教學的不滿。對此，“有關部門”和“有關方面”理應將“民國教材”當成一面鏡子，來照一照自己，并從中獲得一些借鑒和啟發(fā)，而不應該抱著墨守成規(guī)或諱疾忌醫(yī)的心態(tài)，一味地以抨擊“民國教材”的局限性，來證明當今教材的合理性。

　　趙炬社長竭力表明出版社“純粹出于出版社產(chǎn)品結構定位的經(jīng)營性思考”，強調(diào)“力挺現(xiàn)今語文課本”的立場，并特別承諾出版社“在面對不斷的市場需求中，將會嚴格控制印數(shù)”。如此一來，“民國教材”的熱銷局面或許可以逐漸冷卻，民眾對現(xiàn)今教材不足之處的熱議也會因此降低分貝，我們的“有關部門”和“有關方面”自然會感到耳根清靜了許多。但是，語文教材編撰中存在的問題不會自行消亡，而“民國教材”熱銷所帶給我們的某種觸發(fā)語文教材改革的契機，卻會因此而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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